2014-09-23 18:22:49
一位《东方时空》曾经的制片人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杨伟光对央视的改革是系统性的，是在事业单位畸形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新闻生产制度做的一种创新。从栏目的项目制改革到用人、薪酬等方面，改变了过去事业单位的种种限制，对于电视新闻这种文化创意类栏目来说，吸引了人才。
当节目形态发生变化后，其对应的“人”的角色及定位如何变化，也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当时正为如何称呼栏目负责人费思量的孙玉胜偶然之中在一部电视剧的演职员表中看到飞速而过的“制片人”一词，心有所动之下立即将原来的“组长”全部改成“制片人”，这一称呼背后，其实也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电视机构在向企业化转型的过程。
在传统体制下，以往的主编只对节目内容负责，而制片人一职则对人、财、物和整个栏目的定位、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初在《焦点访谈》记者组担任制片的梁建增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以前出差采访采用什么交通工具都是看级别，一般的记者都坐不了飞机;财政下放后制片人可以直接批准”，简单地看，改变的只是权力的结构，而深层里探究，这样的变化其实更符合新闻规律。
改革之后，制片人拥有财务权和人事权，拥有节目经费，以节目经费的方式发放劳务，著名的“发票制”的源头也来自于此。例如一个栏目的工作人员要出差，制片人给一个经费总额，只要完成一个项目的拍摄，就能拿到一万元的经费，在项目拍摄的过程中，节约下来的成本是工作人员个人的。因此，工作人员有了极大的工作积极性。
比起以前的死工资时代，这一举措无疑极大的释放了生产力。当时事业单位规定的基本工资只有1000，但《东方时空》的员工每个月工作量大的能拿到1万多元，大家都玩命的干活，工作很愉快也很玩命，做为新闻人感受到了职业成就感和尊严。很多人都在那时开始买房、买车，得到了体面的生活。
在制片人时间看来，杨伟光在任期间，央视“翻番似的往前发展”，杨“用人不拘一格，更不保守，大刀阔斧，按劳分配，能上能下；当时最艰难的体制问题，他就打破了，一个报酬制度，一个人事制度，央视在这两个方面的领域突破，为中央台的新闻改革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任期内凝聚那么多的人来发挥积极性，主动创造，推动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