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12 16:22:14
世界上有一本发行量最小，办刊人年龄最高、装潢最简素、曲高而有和者的刊物。（1）它是1930年，苏州九如巷的张家姐弟十人自撰稿自编的家庭刊物--《水》。66年以后，当年的青涩儿女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再次动笔复刊，记述种种家庭往事，有文章、有诗词、有书法、有绘画，重现了一份跨度长达一百五十年的集体记忆，成为朵朵浪花缀成的引人入胜的家族“史记”。
《水》的年龄最大的撰稿人，正是名闻海内外的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
复刊后的《水》
四姐妹来自合肥的望族，曾祖父张树声在同治年间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他的长子膝下无儿，将张武龄从五房抱过来当了继承人。 张树声是淮军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天国中立下赫赫战功，为家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合肥张家拥有万顷良田，张家二姐允和称每年有十万担租；张家四姐充和说，田地之多，不能以“亩”来衡量，而是看每年播了几千担种子。
1906年，张武龄，这位十七岁的大少爷，和来自扬州的大家闺秀陆英成亲了，她的母亲为女儿花了十年的时间准备嫁妆，送嫁妆的队伍在合肥城里绵延了十条街。陆英比丈夫大四岁，当红盖头掀开时，在场的人都愣了，新娘子一双晶光四射的凤眼，真美啊。赞叹声中有个长辈心里犯嘀咕：太美了，恐怕不能长久，留不住。
第二年，龙门巷的大宅院里，大女儿元和出生了。陆英的婆婆不曾生育，“盼孩子盼得快要发疯了”，这个女孩的出生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从此成为她不折不扣的心肝宝贝。元和一断奶，就搬进了祖母的房间，因为祖母无比的宠爱，家里没人敢责骂她。
1909年，一个六月闷热的夏天凌晨，第二个女儿惊险地来到人间：不足4斤的她被脐带绕了脖子三圈，小脸发紫，祖母坐镇着指挥一群仆妇，千方百计要把这个婴儿救活。抢救了7个小时，各种方法用尽了，她还是没有半点声息。无奈之下，一个胖女人说抽几袋水烟试试看，于是她抽了一烟又一袋的烟，喷到婴儿脸上……一百袋水烟过去了，围裙里的婴儿居然滚落到盆里去了，祖母眼含泪水说：再喷她八袋烟，我就去休息。然而就在祖母准备哀别这个小孙女时，发现她的鼻子嘴唇动起来，小手也似乎要举起来，老人高兴地叫起来：“活了！活了！”于是二小姐允和，就这样奇迹般地开始了她的人生。
家中第三个女孩落地时，母亲哭了，因为婆婆此时只想要添个孙子。在这个女孩之前，陆英生过一个男孩，一出生就夭折了，家里气氛便很沉重起来。这位女孩自小就觉得，既然命中注定不受欢迎，无足轻重，倒也不妨自由自在。兆和长得黑黑胖胖结结实实的，和两个白净的姐姐不同，总是一个人闷皮。妈妈给姊妹仨买了同样的玩具，兆和像个男孩子一样，不是拆了就是毁了。她和厨子们听差们玩耍，他们喜欢逗她，教她唱：“早早去，早早来，省得奴家挂煞心怀。”三小姐就坐在小板凳上大声唱，一遍又一遍，她一点儿不懂什么是“奴家”。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张武龄举家迁往上海。他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离开安适的合肥老家？也许是为了回避庞杂的宗族事务，也许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良好的成长环境，也许因为安徽的闭塞和落后，妨碍了他观念上的进步……陈独秀曾描述当时的安徽人无报可读的情形：“就是顶呱呱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国的兵，都已经占了北京城，我们安徽省徽州颖州的人，还在传说义和团大得胜仗。”
离开安徽，在法租界租下一栋二层楼的房子，一家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当时的张武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选择所包含的深远意义，但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和教育家在吴中土地上诞生。
陆英又怀孕了，张家的一位亲戚断言：这次一定会生男孩，要认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为义子，派人给临盆在即的陆英带去了体面的礼物，其中有一把长命的金锁，然后等待着好消息传来……充和一生下来，来人就带着这些礼物悄悄地回去了，陆英没有听到一声贺喜。
充和的奶妈有个鸦片鬼丈夫，总是被烟毒环绕着，奶水很快就干了，充和常被饿得大哭。有天晚上，客中的叔祖母听到婴孩和妈妈在楼下一起哭着，生了四个女儿的妈妈为什么悲从中来，已不得而知。次日，这位长辈表示想正式过继这个孩子，把她带回合肥当亲孙女养，张武龄和陆英同意了。老人想算一算自己的命会不会妨碍充和，因为她长期孀居，仅有的一个女儿和外孙女也死了，但陆英说：“充和有她自己的命。该她的就是她的，别人妨碍不了她。”于是叔祖母带着小充和，从上海回到了合肥。
张充和从来不知道这位抚养她长大的养祖母的名字，只知道她皈依佛教的法名叫做识修。识修的父亲是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他把对子女的教育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识修嫁给了张树声的次子，在公公任两广总督期间，识修一直随侍，她深深地记得公公日理万机，哪怕在酷暑也不分昼夜埋头处理公文的样子。识修很有学问和修养，潜心向佛，非常仁慈，收留了很多无依无靠的女子，有缺陷的孩子，人家养不起的孩子。其中有一个盲女孩，两三岁时被遗弃在张家的祠堂门口，被识修送到庙里抚养，她被起名叫长生。
长生会唱偈文，会吹箫。唱偈文时，她手足轻打节拍，告诉充和分别代表什么乐器；长生唱佛经给充和听，作为回报，充和带她到城墙上去“看”风景：“我便告诉她……太阳这时正照在塔尖上，护城河中行过的小船，船上有孩子，孩子赤着脚，正在啃一块西瓜皮。”长生听得津津有味，要求充和介绍这些景物的颜色，她对多知道两种颜色的渴望比多诵读两卷经书更要热切。充和就使尽一切办法描绘给她听：天空、云彩、衣服，“她得到回答，全觉得满意。”，充和回忆道：“现在假如我能描写一点颜色的美丽，还全是处于那时候的一点练习。”长生虽然看不到光明，却掌握了玩的最高境界，那是一种完全内心的体验能力。充和很欣赏她，和她是童年时光非常契合的好朋友。
充和小时候，一直睡在祖母卧室后面的一个房间，和奶妈钟妈同床。凌晨钟妈起床给识修梳头时，老太太会背诵诗词和古文。念佛经是她每天的主题，但几乎每个早晨，她会牵着孙女的小手，到亭台边种着杏树、梨树和石榴树的花园里散步，有时会讲一段古书里的故事，有时说点张家先人的故事。祖母名下有庞大的产业，但她和充和，平常只穿棉布的衣服。祖母是充和最早的老师。
充和刚会说话，就开始背诗；五岁学书，初练颜体，再兼学诸家；六岁不到，完成了《三字经》和《千字文》的背诵。祖母很少过问田租收入的多少，但为孙女寻觅良师，却不遗余力，她严格挑选、重金聘请饱学之士。教充和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是考古学家朱谟钦先生，靠着三百银元的高薪，把妻儿父母一起接到合肥安居。他在张家呆了5年，从充和十一岁时开始教她，直到识修去世。
充和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先生在书房中度过的，每天的学习从上午八点开始，午餐一小时休息，下午五点结束。她主要学习经典的古书：《汉书》、《左转》、《史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唐诗宋词……识修会检查孙女的学业，有时从《史记》中挑一段故事要充和阐述和释义，有时要求她背一段《孟子》，有时翻看先生对课业的评改，以此来了解教学进度和先生的授课能力。
充和宁静的读书生涯，是几乎与外界隔绝的。1927年的一天，她正在和朱先生学《论语》，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她以为那是脱了线的巨大风筝，跑到窗口去看：“竟如真的老鹰一般，在天空盘旋三四周。”先生惊慌地命令：“快躲进来，那是飞机。。。这是北军的飞机，恐怕有丢炸弹的危险。”充和后来写到：“我家的长工贺三告诉我刚才老鹰生了许多古怪的蛋。有的丢在泥田里勃嗤一下没有响动，可是在硬迳的土地上就炸了一个大坑。”
充和在合肥的藏书楼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她在一楼读书，但二楼才是藏书的库房，她常独自上楼去玩，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古籍书卷，还有上百块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辞类纂》十五卷的珍贵雕版。家里并无别人爱来这里，她在这些布满灰尘的旧藏里寻找自己的课外阅读，自得其乐，其乐无穷。充和在这里读到的第一本长篇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接着是汤显祖的《牡丹亭》，然而她并不知道这两本古典的传奇，是可以唱的。要等到她回到苏州，父亲带她去戏园子，才发现很多曲本原来都读过。她在长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她读过的一折，或者在某个唱段里认出她熟悉的词句，那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恍若宝黛初见，从此一生相酬。
充和每年都回父母家小住。小四妹回家，会受到姐姐们的由衷欢迎。二姐允和说：“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我们三个大姐姐都不及她。”虽然小妹妹一口合肥土话，打扮衣着不如姐姐们好看，但她后来成为学者的气质不自觉从才学中流露出来，令姐姐们心折。
妈妈指派二姐允和当充和的小先生。允和写到：“我比她大四岁。大姐教大弟，三妹教二弟，她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学生。”“妈妈买了蓝布，教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做一个书包，再替学生起个学名。我们三个大姐姐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学生特别巴结。尤其是我，我认为我的学生最难对付。她古文的底子比姐姐们强。但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我左思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改了。我在四妹的书包上，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大字，好不得意。。。有一天小四妹忽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叫王觉悟?’我说：‘觉悟嘛，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我煞有介事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摇头说：‘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王是皇帝的意思，皇帝是和土匪一样的人，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是说，土匪也觉悟了吗？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
“王觉悟”。调皮的充和后来用这张照片去办游泳照，说：难道这不是半身照吗？
1930年，养祖母去世。在最后的日子里，充和为老人背诵她最喜爱的《史记》篇章，守在床边直到她烟气。祖母被放入棺材、盖上棺盖、要钉上钉子时，充和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大病了一场。送葬时，她被剪成短发，穿上男孩子的孝衣，好看上去像一个孙儿。葬礼结束后，充和就离开了合肥，回到苏州家人的身边。
这不是第一次充和和亲人的告别。10年前，在被起名“王觉悟”的那个春天，母亲到苏州火车站给她送行，站在月台上，让保姆把女儿举高一点，好多看一眼，那是她见到充和的最后一面。第二年，陆英就离开了人世。
陆英聪明能干，又忠厚善良，除了四个女儿、五个儿子，家中还有祖父的姨太太、婆婆、叔婆、小叔子、小姑子们，管事儿的、教书的、厨子们、保姆们、打杂的、花匠，近四十口人一起生活，她把大家庭的日子调理得井井有条，安稳和睦。一家迁居上海后，石库门房子的家5年间被盗贼光顾了两次，婆婆归葬合肥后，陆英为家人找到了苏州一所大宅子，花园里有池塘亭台，花木扶疏，孩子们各自能拥有自己的房间。于是在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胥门内寿宁弄8号，孩子们记忆中的天堂时光开始了。
唯一保存下来的陆英照片，摄于上海的一家照相馆
一九一六年上海 自左往右 兆和 寅和 家庭教师万老师 宗和 允和 元和
陆英要管家务，要管田租账目，无暇照顾周全儿女，所以每个孩子断奶后，由一个保姆带大，她们被叫做干干，孩子们叫自己的母亲“大大”，叫干干却是“姆妈”。“大大”有识人之明，能充分发挥每个干干的特长。兆和的朱干干认真可靠，对孩子严格管教，陆英便让她每天早上收拾自己的内室，帮她梳妆打扮，有时也对她说些心事。允和的窦干干擅长烹饪，便被安排负责早餐，照顾每年都要生孩子的陆英坐月子。还有天生聪明的高干干，陆英曾经读报纸上鸡兔同笼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数学题，不识字的高干干总是第一个说出答案，她还能记住数量众多的张家亲友们的生日以及重要日子，从不出错，借着她惊人的记忆力，陆英永远礼数周到，样样事处理得合理妥帖。
家中有四个大书房，父亲一间，母亲一间，孩子们一起用两间。陆英亲自为每个女儿开蒙读书，并且在去世前3年，发动家中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朱干干学习最认真，每天替陆英梳头时，面前放二十个生字块，头梳完，字也认完了。窦干干识字不灵光，自称“西瓜大的字只识得一担。”调皮又好强的二小姐允和总埋怨她“笨死了，笨死了。”而兆和记得，她的朱干干很刻苦，自己掏钱买九宫格纸练写大字，每晚在煤油灯下读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踢醒兆和问她，不久，朱干干可以自己阅读《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了。有一次，她向兆和允和招手示意去厨房，原来，她请大厨师做了一大盘醋溜黄鱼，酬谢姐妹两人教她识字的功劳。这位热爱学习和阅读的朱干干，日后很不赞成兆和嫁给沈从文，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写白话文的家伙，怎能配得上她的大学生兆和呢？（兆和很在乎朱干干对丈夫的看法，她来北京帮着带孩子之前，兆和就把丈夫写的书都移了出去，因为朱干干看过巴金和老舍的文章，认为稀疏平常，对沈从文也一定不会有什么好评。）
虽然陆英很忙，但孩子们始终拥有大量的爱。允和的第一个奶妈，爱她就像“小伙子爱他新娶的媳妇一样”（4）。允和三岁半时，某个晚上，奶妈绘声绘色地给她讲老鼠嫁女的故事，还做了红双喜的绒花插在馒头上当鼠新娘拜堂的礼物，放在橱顶上。几天后奶妈爬上凳子去拿，却不幸摔坏了腿，不得不回乡养伤。张允和不见了奶妈，没完没了地哭，从此红双喜成为了她一生的喜爱：剪纸要剪红双喜，唱戏的时候，如果演丫鬟，也必定鬓边贴上一朵红双喜花。70多年后，电影《喜福会》里，我们可以见到大姐张元和，她特意准备了两朵红双喜，插在发髻上，那真是鲜为人知却穿越了时空、鲜亮如昨的珍爱。
张允和一生最崇拜司马迁，在《水》的复刊号召中，她希望大家都来写自己的干干，最好写成张家的《保姆列传》。其实小时候，家中的顽皮大王，最数张允和，每当她犯错，被母亲关在后房反思己过时，窦干干就会跪下，哭求太太把她的小允和放出来，允和回忆说：“我惹上麻烦时，窦干干最伤心，不把我救出来绝不甘休，我觉得这种时候，她简直比失去丈夫时还难过。”陆英常说：“这二猫子，谁也管不了她。老窦老护着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窦干干擅长烹饪，负责孩子们的早餐，一般粥会配上腌菜、腐乳、咸花生米，黄瓜片等，她偏心，给小允和另外准备的还有坛子鸡、熏火腿等。兆和食量大，总是第一个来饭桌前坐下，最后一个离开，并且有时多要一碗饭，就着汤汁吃。每天窦干干还在摆桌子的时候，兆和就坐下来等吃了。有一次，窦干干没好气地说：“出去！老师还没来呢，就你等不及。”朱干干听说后气得要命，跟兆和说：“咱们不吃她们的早点，我拿腌豇豆给你吃。”从那天起，白粥配两截腌豇豆就是兆和的早点。朱干干教育兆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不要自怜，也不要显得可怜兮兮。允和常常欺负她，兆和有时不免垂头丧气，朱干干总说：“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吧，吃完就没事了。”兆和身强体壮，坚韧质朴而刚强，实在是来自朱干干的影响。她在家中缺乏关注，反而日后在学校中力争表现优秀。晚年的允和为自己小时候老欺负妹妹感到不可理喻，会问兆和：“你干嘛不像我一样大喊大叫？”忠厚的兆和从不埋怨，沉默是她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且一生都和二姐感情要好。
允和从小体弱多病，身材瘦小，却仗着父母宠爱大胆任性、“无法无天”，但她极爱知书达理、端庄大度，美丽能干的母亲。姐妹中她的组织能力最强，便是来自母亲的遗传，母亲的去世给她冲击很大。不久大姐元和去读寄宿学校而离开家，允和就成了家里的老大，她必须学会照顾弟妹，学会控制自己的急脾气和鲁莽冲动的性格。
充和还能模糊记得，母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合肥的情形：苏州来了封电报，养祖母读完后看到她穿着一件印花的衫子，就让保姆帮她把衣服翻过来，让素色的里子露在外面。
陆英于1921年去世，最大的女儿元和才13岁。她死于拔牙而引起的感染，去世前生下了她的第十个孩子，一个女婴，元和和允和只照顾了她几天，就夭折了。陆英临终前的安排煞费苦心并含有深意，她把剩下数目甚巨的嫁妆还给了娘家，把九个孩子的保姆叫到身边，给她们每人200块大洋，要她们保证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一定要把孩子带到18岁。元和记得，母亲入殓后，她和妹妹们靠着棺木哭泣，呼唤着母亲回来，允和嚷道：“不要哭！大大还活着，大大在哭。”可是屋子里的哭声更响了。张武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妻子，那晚他怎么都不让仆人盖上棺盖。后来的一天，他盘腿坐在一张矮方凳上，看着元和姐妹们玩耍，眼里泛着泪光，元和说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饮泣。
1921年母亲去世后 寿宁弄老宅后花园假山上，左起：元和、兆和、允和
张武龄不给女儿们起花花草草的名字，而是每个女儿的名字里都带有两条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张武龄也不用龄字辈的家族名字，而是自己起名张冀牖，因为笔画太多不通俗，简称张吉友。他对知识如饥似渴，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为家里的三姐妹请了三位老师授课，扬州人于先生教古文，每周布置一篇文言文。安徽王孟鸾先生，教高小课本，地理历史等，每周布置一篇白话文。还有一位苏州女教师，教算术、常识、唱歌、体操、跳舞。他不干涉老师教学，但参与编选教材，从《文选》、《史记》、《孟子》等书中选出一篇篇古文，让专人写了讲义给三个女儿去读。兆和记得，当年她们一面大声朗读，一面听着院子里杏子落地的声音，记住落地的方位，好下课去抢。父亲给了孩子们最大限度的自由爱好、个性发展空间，尽全力给她们最好的教育，好让她们如名字一般，长大后拥有健康有力的双腿行走社会。
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家里到处都是书，书无所不在，他在天花板高的书架上把书分门别类地排列，堆满了桌椅，甚至堆到了地板上。张家藏书在苏州有名的，除了善本和线装书，也充斥大量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作品，比如鲁迅的作品，一本也不漏。苏州的富绅很多，但像他这样富在藏书，手不释卷的却很少。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社会新闻，订阅了20多种报纸，日报周报晨报晚报小报大报，每天要一一翻阅，这个习惯，着实延长了他坐马桶的时间。元和说：“爸爸到上海住旅馆，衣橱中不挂衣服，堆满了书。到四马路从第一家书店买了书，拎到第二家，第二家买的书，拎到第三家，如此类推，回到旅馆再让男工去各书店取回，这样衣柜里就都是书了。”这位一身书卷气的父亲，给了孩子们巨大的熏陶，孩子们任意取阅家中藏书，学会了从书籍中体验无比的快乐、获取人生的慰藉。
张冀牖（他确实只有两种名片，一种张冀牖，一种张吉友，并且名片上只有名字）和蔼可亲，对佣人也没有架子，只有一回，门房杨三赌钱，被他敲了“栗子”（手指头敲笃脑袋），因为他最恨赌钱。洁身自好的他，极其反对各种坏习惯和放浪生活。有一年除夕，孩子们和一些工人在一旁丢骰子、玩骨牌，每一盘下几分钱的注。“爸爸看到我们在玩这个，很不高兴。凡是**，他都讨厌，即使只是赌着玩，或者一年只一次也不行。所以那年他和我们谈了个条件，如果我们不玩骨牌，就可以跟老师学唱昆曲，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我们做漂亮衣服。”过了几天，许诺就兑现了，他为孩子们请来了老师，从此每星期他们都在爸爸的书房里学唱这种精细高雅的文人戏，一生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还在幼儿的时候，她们就被保姆抱着坐在母亲的身边，在上海的戏院里看戏了。张冀牖喜欢一切新事物，家中买了留声机，播放京剧和昆曲，很受保姆们的欢迎。买了放映机，放卓别林的短剧，引得孩子和保姆都哈哈大笑。不过当他买来西方裸体的雕塑随意放在家中各处，保姆们就深为不满：“不知羞！不知羞！”一面嘀嘀咕咕：“这么丑！”不过保姆们中有一位具备表演天赋的郭大姐，经常一身兼多种角色，兴致盎然地表演给大家看。
张家姐妹很小就组织了自己的小剧社，元和写稚嫩的剧本，给妹妹们分配角色。做父亲的有时会带孩子们去看昆曲最后一个戏班“全福班”的表演。他为女儿们聘请的第一个老师是尤彩云，全福班创始人的第二代传人。昆曲是身兼文学和音乐歌舞之美的清雅艺术，即使不演唱，许多剧本也是传世名作。尤先生教唱腔和身段时，对曲谱和版本有深厚研究的张冀牖会独自呆在后花园，绝不在一旁指手画脚。妻子死后，他曾苦恼，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但不知不觉中，他已成为了杰出的教育专家。
他把儿女当成朋友，把读书心得和脑子里的天真想法与孩子们分享，是一个亲厚慈祥，充满孩子气的父亲。他一会儿说要造一个溜冰场，一会儿要改造脚踏车，但都没有成功，但他成功地在家里造了一座小戏台，用凳子和木板搭起来，上面铺了地毯，供大家唱昆曲用。又有一次，他带着孩子出门，一路上讲诗，目的却是为了买一块银盾，好送给苏州市运动会中铁饼和标枪第一名。
张冀牖
1922年 寿宁弄老宅花园 左起允和、元和、嫌自己照得丑把面孔抠去了的兆和
“五四”运动后，张冀牖接受了新思想，不满足于以诗书传家，他认为中国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少，立志要创办女子中学。1921年，他在城中买了一块地，兴建校舍，独资创建了乐益女中。校舍西面向南，盖了上下五间的楼房，建筑装修很不讲究，作为自宅，大门设在九如巷，全家人就搬了进去。
在乐益教过书的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冀牖和姐妹四人 抗战之前的九如巷老家
张冀牖办学，从1921年到1937年，花费了25万银元。十六年间，乐益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足300人。身为校主，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乐益附近长大，能接近乐益的气息。他原本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的复旦，光是为了造景，就买下了一座花园，只为了把那里的梅花移植到学校来。他有十个儿女，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算，三万元就足够全部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别人是主动想办法找捐款，他坚决不接受任何资助，无论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募捐、政府的津贴，都一概谢绝。唯有如此，他才能坚持纯粹的办学，开风气之先，容纳各种先进思想，尊重学生个性和人格。每到开学前，元和们都不能明确是否能够顺利返校上学，因为在父亲心目中，乐益办学的经费优先于自己孩子的学费。有个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但张冀牖不为所动，殚精竭虑满足学校教学的所需所求，他对自己的孩子，主张不留财产，只提供教育。
张冀牖虚怀若谷，和蔡元培、蒋梦麟、陶行知这些教育家结交，向他们讨教如何办好学校。他为乐益中学聘请的老师，只要教书好，其它背景不管。学校里有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和民主精神的老师，他并不知道亲自请来担任教务主任的侯绍裘，是苏南一带党的领导。允和说，张闻天老师教国文，教材既不是文言文也不是白话文，而是白话翻译本，他讲的《最后一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只知道他的学问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苏州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就建立在乐益。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乐益学校停课十天，上街宣传募捐，学生们分散在各个城门口和火车站。那几天一直下雨，允和冒雨守在城门口，新鞋子湿透了，心情却异常激动。为了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张冀牖请来马连良、于伶等名演员助阵，元和、允和、兆和和三个弟弟参加演出了《昭君出塞》、《风尘三侠》、《红拂传》、《空城计》，当时在苏州，女学生演戏是破天荒的大事，于是轰动一时，场场爆满，而三天演出的支出费用全由张冀牖承担。乐益募捐获得了第一名，上海、苏州的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消息。上海罢工结束后，多余的捐款退回苏州，学校师生和苏州工人一起，把学校附近的小路拓宽成大马路，取名“五卅路”。
乐益的学生最早剪了短发，文体活动活跃。学校经常开文艺汇演，次次都有张元和和张允和的昆曲《游园》，她们并且对话剧产生了兴趣，学了《木兰辞》、从小喜欢穿男装的兆和就自告奋勇演花木兰。允和还参加了田汉的南国社，演过《苏州夜话》，《卡门》缺一个女工，田先生就说：“你鼻子高，不必装假鼻子。”兆和在学校很活跃，但常常出点小洋相。有时睡到半夜不见了她人，大家起来找，看到她一个人在月光下跳舞。
充和从合肥回到苏州后，也在乐益上过一年学，但习惯独处的她显然不太习惯：历史和文学老师不能教给她更多的知识，而生物课，尤其是解剖课令她害怕。最头痛的是，每逢各种纪念日 ，大家要去礼堂集合，在孙中山遗像前默哀，接着要恭读总理遗嘱，还有许多演讲，充和说：“红旗白旗轮番挥舞，把加上冗长的演说，把我的头都搞晕了。”她很乐意的是跟着学校上昆曲课，一个星期几次课，有专门的老师教，几个学生一起学。慢慢觉得不够了，父亲便单独给充和请了‘传’字辈的名角儿沈传芷当老师。
1937年，由于日军步步逼近，张冀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骄傲，乐益学校被迫关闭。张冀牖带着再婚的妻子，回到合肥。等到抗战胜利，四姐妹重回苏州时，发现乐益这片曾经的乐土已然面目全非了。
少女充和 和三姐一样喜欢穿男装
考北大之前一年，充和就到了北平。她参加完三姐兆和的婚礼，决定留在北平，她在北大旁听，准备参加来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她没有花太多时间来突击应考，因为考试分四部分：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前两门，她在合肥已经累积了深厚的古典学养。英文，她在乐益学了一年，后来在上海的中学里又学了一年，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她搞不掂的只是数学，不仅因为从没上过数学课，她的兄弟姐姐们，姐姐的老师们，兄弟的朋友们，轮番上阵教她，但她依然一团迷糊。考试那天，家人为她准备了圆规和曲尺，她说：没用，我连题目都看不懂。
充和的数学毫无疑义地得了零分，国文却得了满分。北大的考试委员会很想录取充和，但学校规则明确：考生有一门课零分，就不能录取。委员会让批数学卷子的老师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她几分，结果还是明确无误的零分。结果，考试委员会自己破格，录取了这位女学生“张旋”，这是充和报考时用的假名，她不想让招考老师从她的名字联想到三姐和沈从文，以免被加以照顾。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胡适视沈从文为天才，但他要到充和因病离开学校，才知道充和和兆和的关系。
1930年，已经成名的沈从文不可遏止地爱上了中国公学的学生张兆和，但这位张家三姐明确答复他，自己正专注学业，不需要男朋友。沈从文不断给她写信，兆和招架不住，告到校长胡适那儿。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顽固地爱你。”兆和说：“我顽固地不爱他。”兆和早已不是那个在月光下跳舞的女孩，她长得黑黑的结实的，功课很好，运动更出色，是中国公学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她沉默而内向，沈从文全心全意地爱慕着这个“黑脸的美人”，给顽固的她写了三年的信。世间的信很少能如沈从文般写得既透彻又梦幻，既深情又回味无穷：“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中国公学时的兆和
兆和和老牛
中国公学 女子全能运动冠军的兆和
考北大之前一年，充和就到了北平。她参加完三姐兆和的婚礼，决定留在北平，她在北大旁听，准备参加来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她没有花太多时间来突击应考，因为考试分四部分：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前两门，她在合肥已经累积了深厚的古典学养。英文，她在乐益学了一年，后来在上海的中学里又学了一年，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她搞不掂的只是数学，不仅因为从没上过数学课，她的兄弟姐姐们，姐姐的老师们，兄弟的朋友们，轮番上阵教她，但她依然一团迷糊。考试那天，家人为她准备了圆规和曲尺，她说：没用，我连题目都看不懂。
充和的数学毫无疑义地得了零分，国文却得了满分。北大的考试委员会很想录取充和，但学校规则明确：考生有一门课零分，就不能录取。委员会让批数学卷子的老师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她几分，结果还是明确无误的零分。结果，考试委员会自己破格，录取了这位女学生“张旋”，这是充和报考时用的假名，她不想让招考老师从她的名字联想到三姐和沈从文，以免被加以照顾。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胡适视沈从文为天才，但他要到充和因病离开学校，才知道充和和兆和的关系。
1988年，允和陪同台湾来的青年作家张大春去看访沈从文，兆和给客人沏上绿茶，大家聊天的时候，沈从文笑指二姐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这个媒婆的典故，来自1932年的一个夏日，九如巷的石库门外，来了一个文气的长衫青年。他说他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门房说明三小姐不在家，请他进屋。这位客人于是退到墙边，站着发愣。门房就把二小姐请出来，大姐不在家，允和就是家里弟妹的头，她认出是沈从文，再三请他进屋等，可是他不知所措地说：“我走吧。”允和无奈，只好请他留下住处，他结结巴巴地告诉了二姐他住的旅馆。兆和中午回来，允和怪她：“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还去图书馆假装用功！”要她去旅馆回访老师，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确实是兆和的老师。兆和大吃一惊：“旅馆？我不去！”向来见义勇为、最爱成人之美的允和思来想去，想了个办法：“你就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兆和终于同意去了。多少年后，沈从文下放去五七干校的前一天，允和去给他送行，他说出了36年前的那日情形：“我闷闷地回到旅馆……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了出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沈从文给兆和带来一大包礼物，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为了买这些，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8）兆和的五弟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沈从文买了一瓶汽水，使他大为感动，许诺说：“我写些故事给你读。”果然，后来他写《月下小景》，每篇都有“给张小五”的字样。
到了来年春天，一日兆和给二姐看沈从文的信，信中婉转地请允和替他向父母提亲。并且说，如果父母同意，求兆和早点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主张儿女婚事自己做主的张冀牖和沈从文很谈得来，当然应允。允和坐着人力车去阊门外打电报，心里拟了一个字的电报稿：允。她很得意：一个“允”字两用，既表示允婚，又代表自己的署名。兆和却有点不放心，怕沈从文看不懂，悄悄地坐人力车，又去发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沈从文 张兆和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没有仪式，也无证婚人，元和和充和参加了婚礼，四壁空空的新房里，唯有梁思成和林徽因送的一床百子图被面，给朴实无华的一对新人平添了一些喜气。
沈从文管允和叫“媒婆”，一叫50多年，其实允和连大姐元和的婚事也做了一半的主。
张元和端庄秀美，神秘优雅，她自小陪着祖母吃小灶，和弟妹们不是特别热络。不过她和允和兆和依然是一起长大的三人组。充和1930年回苏州时，二姐三姐在外读大学，大姐更已毕业去了海门教书。后来充和大学二年级时被医院查出有严重的肺结核，元和便停下了海门的工作，去北平把小妹接回苏州。姐妹俩向传字辈周传瑛先生学小生身段，参加幔亭曲会（6），有时凌晨2点才回家，虽然从小不在一起，但她们有不少共同语言互相切磋。
允和、元和 1928年上海
元和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品貌双全，多才多艺，是校园里的“大夏皇后”，仰慕者很多，但她并未在意，一直到30岁还是孤身一人。“卢沟桥事变”后，张家手足离散，元和在汉口给四川的允和写信：“我现在是去四川还是到上海一时决定不了。上海有一个人对我很好，我也对他好，但这件事（结婚）是不大可能的事。”允和立刻回信，代行家长职责：“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得到了妹妹的肯定和支持，元和马上回到上海，于1939年和顾传玠结婚。上海的大报小报大肆渲染：“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一时传得沸沸扬扬。
传字辈师兄弟 坐立者顾传玠 站立者朱传茗
1928年 元和读大学，一位曲友说：你是独天得厚。
元和 允和 于上海
元和正是在和充和一起向周传瑛学戏的时候，和顾传玠结识的。此时他已告别舞台，和元和的弟弟是大学同学，有时放假到张家玩，会点拨一下元和的唱腔身段。传字辈的艺人取名，生行都用玉字旁，取玉树临风之意。他天分极高，传字辈四十四名师兄弟登台演出，每月享受津贴五六元至七八元不等，顾传玠拿最高的十一元半。文武全才的他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最红的昆曲小生，梅兰芳与他合演《贩马记》，对他大为激赏。允和曾这样赞叹：“他的声音里都是表情！”在上海读大学的元和深深地记住了舞台上唱做俱佳、丰采潋滟的顾传玠。几年后，她俩共同义演一出《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眼神对望，前世缘定了今生。
元和
一对璧人
他的师弟周传瑛说过：“昆曲是高雅之至了，但唱昆曲的戏子终归是下贱的。”充和也说：“艺人来家教昆曲，可是连跟你同桌吃顿饭都不行，我们家是例外，父亲不在乎这些规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一个名门闺秀和一个昆曲演员的地位存在着悬殊的差异，张元和冲破藩篱走向婚姻非常不容易。
“媒婆”张允和是四姐妹中第一个成婚的。
出生时难产的二小姐，先天瘦小病弱，但她性格开朗，不乏英雄情怀。她从小学昆曲，喜欢看戏，比起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更倾心正气凛然，慷慨激烈的大丈夫关公，登台演出时全然不知怯场为何物。大姐升学到大夏大学二年级时，继母觉得学费太贵，不愿意让元和再返校继续念书。继母是乐益女中的校长，允和就站在校门口，鼓动学生们罢课，她说如果校长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支持完成学业，那么乐益的学生上课又有什么意义？这位二小姐单枪匹马冲出来挑战，使张家非常尴尬，最后族中的长辈筹集了资金，让元和完成学业。从此，张家其他孩子读大学，再没受到过类似的财务困扰。
允和大一在中国公学读书时，非常活跃，刚进大学就被选为学生会会长。苏州就两家来往的周有光有时小心翼翼地到学校去探望她，她总是躲着不见，并叮嘱舍监对周有光说：“张小姐不在家。”大二时允和转到光华大学，鼓足勇气准备参加一次演讲比赛，此时，她已与周有光开始恋爱，把讲稿给他看，周有光回信说“太哲学了”。这篇“太哲学”的演讲叫《现在》，被演讲得“慷慨激昂”，当校长宣布第一名是张允和时，当篮球队长的堂姐把她举了起来。允和非常难忘这件往事，她写道：“这是我一生一世最快乐的时刻。我后来知道法语的‘抓住’和‘现在’是同一个词，‘抓住现在’几乎成了我办一切事的座右铭。”
“封面女郎”允和，时为光华大学女同学会主席 1930年摄于上海王开照相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得寸进尺，于1932年初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吴淞口的中国公学毁于日军的炮火，光华大学也岌岌可危，上海到苏州的交通陷入举步维艰的状况，无奈之下，允和选择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当时周有光在杭州教书，如此这般，他们便在西湖边开始了真正的恋爱。有个周末，俩人从山路步行去灵隐寺，之间隔着至少一尺的距离，有个老和尚在后面偷听讲话，走得累了，他们在一棵树旁仅能容纳两人的树根上坐下，那和尚竟也侧身坐下来，听他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张允和鼻梁确实挺直高耸，周有光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难怪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1932年春天 恋爱中的周有光第一次为允和拍摄
相识八年，流水般的爱情终于渠成花开。1933年4月30日，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两百多位来宾参加了周有光和张允和的婚礼。仪式很简单，但使人终身难忘：一个十四岁的白俄小姑娘弹奏钢琴，在顾传玠的笛声伴奏下，小四妹充和为新人唱了昆曲名段“佳期”。允和浪漫的畅想里，有一折“落难公子中状元”，她相信，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允和结婚前，一个银行工作的亲戚，偶尔发现张冀牖的一个账户里还有2万元存款，这笔“意外”之财，让允和得到了2000元的嫁妆。有了这笔钱，新婚夫妇登上“长崎丸”，赴日本实现留学梦去了。
人生实在难以按照一个人的计划来进行，周有光考上京都帝国大学（现名京都大学），原打算跟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研读经济学，但河上肇被捕了，于是读经济变成读日文，允和学日本文学。很快允和发现自己怀孕了，又不得不回上海生孩子。然而这只是对原计划小小的破坏，破坏人生轨迹最厉害的当属历史事件，把一切都打得稀里哗啦，这个破坏很快就来了，日本开始了侵华战争。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住不下去了，允和带着婆婆和一对儿女，二十件行李，开始了漫长的逃难，一路到芜湖、合肥，最后入川。在合肥，允和去向父亲告别，那成了她见父亲的最后一面。命运无数次地考验她，让这个瘦弱女子独自去解决各种从未遇到过的难题，重庆的空袭和轰炸已经司空见惯：“没水没食物的时候，我走遍全城去找，有时四周一片漆黑。”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路边肝脑涂地的头颅、堆起一人多高的棺材，她庆幸：“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垭。”
然而不幸还是来临。1941年5月，有一次周有光出差在外，不到六岁的女儿小禾闹起了肚子疼，不久开始高烧不退，战争期间的乡下无医无药，到了第三天，允和意识到不能再拖，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重庆的医院，然而，盲肠开始化脓溃烂，小禾的生命没能保住。长达两个月的抢救中，充和和五弟一直陪着二姐，眼睁睁看着她精神逐渐崩溃，在宝贝女儿弥留的最后几天，面对孩子的痛苦哀哭，她心碎地说：“你干嘛不死呢？”充和记得，小禾去世的那天，她陪允和出去走了走，回来看见门边放了一具白木小棺：“葬礼很简单，姐姐没哭。”允和的眼泪早已流干，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她再没提起这最惨痛的往事。
一年半后，允和全家迁到了成都，努力想从丧女之痛中解脱出来。有一次，中华剧艺社演《桃花扇》，饰演李香君的秦怡不会昆曲，允和就为她在幕后配唱，漫画家丁聪吹笛伴奏。生活只是刚显安稳，一天傍晚，儿子小平在院子里玩耍，一粒流弹飞来，打中了他的肚子。允和顿时眼前一片黑暗，但她用手撑着墙，努力冷静下来，然后迅速把儿子送往空军医院。医生开刀后发现小平的肠子被穿了6个洞。手术很成功，孩子脱离危险的第二天，成都的报纸纷纷刊出这条新闻，标题耸人听闻：“五世单传的儿子中子弹”。周有光在重庆出差，得知消息后立刻跑到充和家猛拍房门，充和意识到允和又蒙大难：“我膝盖都软了，不知道是怎么走下楼的。”周有光来找充和，是知道只有充和能帮他找到次日回成都的汽车票。充和通过一位酷爱昆曲的朋友办到了，有光回到家中时，允和已三天三夜不能合眼。
在四川，他们搬了十几次家，入川时二十件行李，一家七口人，出川时，只剩了五件行李，四个人。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允和刻骨铭心，她将小禾用过的一块小手帕和从小平身上取出的子弹，足足珍藏了半个世纪。周有光说：抗战真是死里逃生，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无所谓了，家里的财产无所谓了。
抗战时期，沈从文南下，在西南联大任教，兆和随后带着两岁的龙朱和两个月大的虎雏也来到了昆明。婚姻迅速地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沈从文老家的麻烦制造者“小九妹”也一路跟着，成为兆和生活中的麻烦制造者，沈从文欲罢不能的收藏爱好让她学会了小心谨慎地度入为出。细腻感性的沈从文有点儿遗憾：兆和过于务实了，但现实中他也很佩服兆和的成熟。兆和非常了解丈夫的脾性，她忧心忡忡地给他写过信：“我看你平时计划什么，往往所见不远，往往顾此失彼……我这里要合肥家里接济总也不会遭到拒绝，但我们就能安于此吗？”兆和是四姐妹中最简朴的，向来节俭，远离浮华。沈从文欣赏她，也敏锐地看穿她唯一的虚荣：“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1939年春，日军开始轰炸昆明，兆和带着孩子们疏散到郊区县城呈贡。在充和的鼓励下，她去了难童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为终于能自食其力而高兴不已，每天步行二十多里忘返上课。到了周末，沈从文来和他们团聚：“拎着包袱，挤上小火车，被尖声尖气叫唤的车头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
虎雏后来回忆：“兄弟俩……对精神消费永无满足，逼得妈妈搜索枯肠，使出浑身解数应付。于是我们听惯了她小时朱干奶奶用合肥土话哄她的童谣，又胡乱学几句妙趣横生的吴语小调……昆曲真莫名奇妙，妈妈和充和四姨、宗和大舅他们到一块，就爱清唱这种高雅艺术，我们兄弟以丑化纂改为乐……爸爸在家，就能毫不费力为她解围。”沈从文用了两个装美孚油桶的木箱，在上面架起了一块木板，以此作为“全家文化活动中心，”兆和在上边改作业，龙朱在上面练字，沈从文在上面写个不停，有时讲故事给儿子们听。有一次，他讲：“妈妈读大学时候不肯理我，见到我就跑。有一天她到书店，喏，这样子左手夹着两本洋书，右手拎着一盒鸡蛋糕……要算神气呐。好，进了书店，忽然一抬头，看到柜台后边萧克木先生，戴个黑边眼镜，像我像极了。好，以为碰到沈从文了，即刻丢下鸡蛋糕，扯起腿就跑！"
兆和小时候所处的大家庭背景和苏州的童年时光，帮助她成为了一个沉着踏实的人，沈从文的一封信里写道：“小妈妈，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更感动的是在云南乡下八年，你充满勇气和精力来接受生活的情形，世界上哪还有更动人的电影或小说，如此一场一场都是光彩鲜丽，而背景又如何朴素！”
沈从文搭起木板做了全家的文化活动中心，四妹充和则住在后间的佛堂，挂上了“云龙庵”的匾，也搭起了长长的书案：一块木板架在四个煤油桶上。这里很快成了呈贡的文化聚会场所，虽是陋室，何陋之有：充和通音律，能度曲，常吹奏笛子，于是弹琵琶、弹古筝的都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充和酷爱笔墨，于是诗人、书画家们也喜欢这里的氛围。一年多前，沈从文推荐她参与教育部的编选委员会工作，于是她从成都来到昆明，负责编选教科书文学部分的散曲，兼作注解。但这个项目很快被终止了，她便来到了呈贡。在她多年珍藏的纪念册《曲人鸿爪》里，许多志同道合的曲友在这里留下了丹青墨迹，半个多世纪后，我们才得以从中一窥那些战火纷飞之际苦中作乐的生涯碎片。
卞之琳便在这时再次邂逅充和。允和说“四妹喜欢小红帽，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学们叫她‘小红帽’。”从来不写情诗的诗人见到小红帽，一见倾心，从此写起了情诗，最出名的一首《断章》，只有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位敏感而矜持的诗人，始终把爱恋苦埋心底，并不向对方吐露。而在云南，对充和表示好感的男士，并不只卞之琳一位，但他们都没能打动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充和。
1941年，充和接受重庆政府的委派，任职国立礼乐馆。她参与重新制定礼乐，负责从《乐志》中挑选适合正规典礼使用的乐章，配上乐曲，比如在迎接外宾时，用《诗经 小雅》里的《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她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编选了二十四篇乐章，用毛笔精心誊写了两份，并征求作曲，其中一份呈送到蒋介石处，蒋介石非常喜欢。
充和在重庆期间，经常登台唱昆曲，在师范教，在城里登台唱。一九四一年她在国泰戏院演出《游园惊梦》，在文艺界轰动一时。章士钊专门作了诗赠她，其中有两句：“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可是充和却不承认流落，更不自怜。当时很多人唱和此诗，一代宗师沈尹默也和了两首，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充和，这对师徒就此认识。第一次拜访时，沈先生让她写几个字，评语“明人学晋人书”，充和自谦不知这句话的褒贬，但学书法的都知道，这是极高的赞誉。她在沈先生家，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站个半天。在他的影响下，她将少时养成的习字习惯，改成每天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直到如今，坚持不辍。那时她小楷写得很多，不少是在空袭警报的第一响和第二响之间所写，而写小字不须铺开大纸的缘故。
日本终于投降，漫卷诗书喜欲狂，姐妹们终于可以还乡。1946年，张家十姐弟在上海大团圆，照了合家欢，弟妹们在大姐家打地铺，通宵聊天，各诉离情。然而他们的父亲却已永远不在了。
1938年的一个冬日，周有光递给允和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元。”允和脑子里轰地一下，热泪滚了下来。那是正准备和顾传玠订婚的元和发来的，她正要征求父亲的同意，却听到了父亲在合肥去世的消息，不由失声痛哭，慈父自此与她们天人永隔。
1946年，胜利后的上海，充和和俞振飞先生同台演出《白蛇传》里的《断桥》，大姐元和唱青蛇，这是一场盛大的公演（7），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人到苏州考察昆曲，充和被指定演唱了《游园 惊梦》。她以《战后返苏昆曲同期》为题，填了一首著名的《鹧鸪天》：
“旧日歌声竞绕梁
旧时笙管逞新腔
相逢曲苑花初发
携手氍毹酒正香
扶断槛 接颓廊
干戈未损好春光
霓裳蠹尽翻新样
十顷良田一凤凰 ”
胜利后的狂欢很短暂，姐弟们再次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再也没有聚齐。
1946年，周有光和允和去了美国，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生活紧张又充实。而充和于1947年回到北京，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的一段时间里，她住在三姐家。当时，美籍德裔学者傅汉思应胡适邀请，在北大西语系教授希腊文，他非常钦佩沈从文，常去沈家，从而结识了充和。没过多久，沈从文发现傅汉思对充和比对他更有兴趣，便不再和他多话，他一上门便叫出充和，让他们呆一起。小虎雏也发现了他俩要好的事，故意叫傅汉思“四姨傅伯伯”，让人感觉是“四姨父伯伯”。景山、玉泉山、北海、颐和园留下了他们约会的身影，当时傅汉思的汉语还不够用，随身带着字典不时要查阅。二十年后，充和写诗赠汉思，回忆了当日北平的春光：“五龙亭接小红桥 仿膳初尝帝子糕 岁岁朝阳春雪好 何人携手踏琼瑶”。
1948年十一月，傅汉思和充和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礼采用基督教形式，但按中国规矩，新郎新娘也在结婚证书上盖了章。当时，共产党军队即将进城，街面萧条，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仅一个多月后，充和随丈夫前往美国。她随身携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很少的行李，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前去一个与她的传统艺术和学养根基全无干连的异国他乡。多年后，她想起在重庆时颇感不满的章士钊那两句赠诗，不由地自嘲：“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一个胡人。”选择去国的充和，当时无法预见，她留在国内的二姐和三姐，以及其他故友知交，将遭遇到什么。
上海的顾传玠劝说元和必须要去台湾，态度很坚决，因此解放后国内几乎不再提及这位天才艺人。他们搭乘的船于五月十八日离开，10天后，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的第八天，周有光和允和怀着一腔热诚和理想，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周有光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授，兼任新华银行总行秘书长。 张允和在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一历史课，当时全国都通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为此认真写了2万字的意见，没想到《人民日报》刊登了出来，她很是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是叶圣陶，原本在乐益学校教过书，请她去北京编辑教科书。1951年，四十多岁的她一个人去了北京，为开始一个全新的职业而高兴不已，以为可以尽其所能大干一番事业。
允和“得意”得太早了，不到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就开始了，她成为了“大老虎”，被说成地主和反革命。她交上去2万字的“交代”没有通过，家被抄了一遍，夫妻间的来往信件被拿走，允和从未遇到过如此羞辱，无地自容，不吃不喝不眠，瘦到只剩下80斤，牙槽骨萎缩，牙床不断出血。医生说不治疗会有危险，允和就请了假回上海医治。回上海两个月，牙被拔得只剩3个，到第五个月，她收到出版社的通知，不用再回去上班了。 这个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就让她下岗了。
家里研究了半天，不敢再让允和出去上班。周有光说：“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好了。”后来果然运动一波接一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允和性格既刚烈又脆弱，晚年她总结：如果不下岗，文革中将死路一条，是家庭妇女的身份，让她躲过了大劫。
她乘此机会找了传字辈的花旦张传芳教昆曲，把断桥、琴挑、思凡、游园、佳期的身段一点点搞出来，昆曲从此不再仅是她的爱好，而转变成了她的事业。1956年，沈从文口中的“周百科”周有光调职北京，担任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从经济学家一变而为语言学家。允和随他又一次来到北京，从此落地生根不再迁徙。她一面读书写作，一面帮俞平伯搞昆曲研习社。当时《十五贯》轰动全国，周恩来总理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有了文化部的支持，兵众将广，北京昆曲研习社名家荟萃，曲社的大文章由俞平伯写，小文章和文书由这位“张二姐”写。她又要演戏，又要当联络组组长，忙得不亦乐乎。
允和唱戏登台，常演的不是才子佳人，而是书童丫鬟丑角，这些角色一般曲友不会演，也不乐意演。一次，张允和出演《金不换 守岁》中的丑角，没情节没花哨，全凭唱工做工。罗马尼亚访问团观看后，盛赞不已，周总理很惊奇地对好友周有光说：“你夫人会唱戏啊！”(13) 总理很爱看昆曲，每次看戏都不带随从，静悄悄地当一名普通的观众，允和会细心在他座位的四周安排好熟悉、可靠的人。
1964年，属于封建余孽的北京昆曲研习社被解散，十五年后恢复时，张允和被选为社长。
允和会唱戏，但大家都演主角，谁来演配角，所以她主动演过几次小丑，鼻子上画一块白豆腐干，再勾上几笔，就是一个又有书卷气又秀气的小丑。
1968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她在沙滩后街的家中休息，忽然一阵很急的敲门声，来了八个气势汹汹的造**派，其中一人对她说：“我们是北大派来外调张芝联的！”张是光华中学的校长，允和与他同事过两年。被这些人连珠炮似的问问题，允和很茫然：“不知道。”但“不知道”就触怒了他们，左手一个小伙子指着她的茶杯说：“拿开！不许喝茶！”她要坐下的时候，又听一声大喝：“不许坐下！”她扶着桌子站起来，靠着桌子边，左手的小伙子又大声吆喝：“不要靠桌子！退后两步！”允和有一个特别的本事，在危急关头，往往会主动想点乐子来打岔。她就把这些年轻人假想成导演，而她自己要忠实执行导演的意图。这时，有个小伙子打圆场：“给你五分钟，考虑考虑，张芝联在三十几年前，都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五分钟！允和先立起一个八字步，然后定定心心打量对面的人：“好漂亮的小伙子！他跟女孩子恋爱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美男子！”左手的年轻人忽然站了起来，伸一伸胳膊。允和有点担心：“不会要打我吧，打人在今天可是家常便饭呀。”但他原来只是深呼吸，轻轻把胳膊放在桌上，又坐下来。允和偷偷瞥了他一眼，这个小伙子黑黑的，比较粗犷。于是她想开了：“对面白面的是“常山赵子龙”，这黑脸的是“猛张飞”，他们都是好样的英雄 ！”她还想到了她演过的小丑，于是她开始把自己想象成小丑，到底是好心肠的小丑，还是坏心肠的小丑，好像自己不是坏心肠的小丑，但算了，还是把自己扮演的小丑当做坏人吧，“赵子龙”不是小丑，他们是小丑？还是自己是小丑？五分钟过去了，允和觉得自己都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但她开始轻声“交待”：“那时候好像不作兴去问人家的履历，他过去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于是“猛张飞”生气了：“不知道，岂有此理！”允和觉得这个“台词”戏剧性强极了！
在窗外看“戏”的小孩子们踩倒了她小心经营的瓜架子，允和以后就不种瓜，也不栽花了。
新社会给沈从文带来精神上很大的冲击：他被北大的学生贴大字报，他的小说被严厉批评，他的老友疏离了他。49年伊始，忧郁症的他试图自杀，喝下煤油，又割腕割喉。一个真诚的写作者被全盘否定，看不到前途，痛苦和思索使他不断地折磨自己。沈从文被抢救过来，但北大取消了他的课程，他被调往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后来充和甚至说他简直最合适干这个工作。但比起充和对沈二哥的了解，兆和对丈夫经常不得要领。她的踏实和质朴更接近普通的劳动者，而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却压根儿不是乡下人，他满脑子深思默想，在思考和想象中获取真相和梦想。他无法为自己而写作、无法写出时代要求的作品的时候，他放下了他的笔。兆和纳闷：为什么在多年前那么差的条件下，他还能没日没夜地写，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鼓励，他却能写而不写。她甚至曾经怀疑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
兆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沈从文在信中对她的赞美持之以恒：“曹子建……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干脆穷死，而《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旺，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是的，兆和一直和她的三个姐妹不同，她从小就不大有闺秀气质，虽然比沈从文小了8岁，凭借着含蓄深沉的能量却一生包容着有着一颗天真赤子之心的丈夫。
69年冬天，沈从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兆和比他去得更早，负责看守厕所，夫妻俩在湖北咸宁呆了三年，1972年一起返回北京。1995年，沈从文去世后七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到：“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实……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忠厚的兆和低调又沉默，她只说自己是编辑，姓张。她的胸怀像当年父亲对乐益学校一样，用微薄的工资帮助了二十五个失学儿童复学，并担负他们小学毕业前的全部学杂费；她帮出国在外的孙女儿侍弄花草，给它们排名：勿忘我---排第一，无他，人品中之至上者。文竹----欣欣向荣，但必随时剪枝，勿使蔓延。其中之一主动收养无家孤儿牵牛花，仁爱之心可嘉。兆和正如沈从文所见--一块乌金墨玉之宝！
元和开朗而有活力，但也是四姐妹中感情最内敛的一位，她公开的遗憾，全和顾传玠有关。到了台湾，顾传玠再也不曾登台演出。他的所有天赋都给了昆曲，无论从事任何其它事业都遭遇挫折，心情郁闷，哪怕妻子是台北曲界的重要成员，他也很少和曲友活动。只有一回，他在台中见陈小蝶（《春申旧闻》作者），吹起了出神入化的竹笛，拍起了“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曲子，那是落魄王孙袁克文最爱唱的名折啊。繁华早已褪尽，顾传玠偶尔在家中唱戏，扮演多是悲剧角色，听众只有元和一人。1966年，他因肝病去世。悲痛不已的元和，手书《昆曲身段试谱》（9），以作为纪念一场。有次，元和登台演出《长生殿 埋玉》，想当年，情缘初定之时，抗战胜利后，她和顾传玠几次合演《长生殿》， “想不到，事隔多年，在台湾黯然神伤演‘埋玉’，埋的不是扮杨玉环的张元和，而是埋了扮唐明皇的顾传玠这块玉啊！”
之后，元和移居美国，多处做示范性演出，为推广昆曲不遗余力。1986年，她和充和一起受邀回到北京，在政协礼堂“海内外曲友联合演出《牡丹亭》专场”，联袂演出了珠联璧合的《牡丹亭 游园惊梦》（11），此时这位“柳梦梅”已近八十高龄，“杜丽娘”也七十多了。姐妹四人，相隔了四十年，终于白首重聚。
1984年，允和去美国探亲，听到四妹唱《寻梦》，不禁老泪滂沱，她在日记中写道 ：“到四妹身边，哭泪何其多也，30年到60年（前）的往事都回到脑中，好像失去的东西找到了，乐极生悲，有眼泪就是‘欢喜’的表现。” 充和很佩服二姐：允和的一生过得既充实又洒脱，虽然是一株纤弱又坚韧的小草，但她一生所做的事，是别人两辈子也干不完的。
允和把半生献给了昆曲，做了大量的研究，做大量研习社大家不耐烦做的杂事；她花了几十年记载的《昆曲日记》洋洋洒洒十几本，是珍贵的昆曲研究资料和档案，八十六岁开始学电脑写作，编辑《水》这本奇迹一般的刊物（12），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她是奇迹中的奇迹。
允和在面对造**派编织“小丑论”的那一年，充和到哈佛大学演出了《思凡》和《游园惊梦》两出昆曲，彼岸文革正如火如荼，余英时教授为此感慨地写下了“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的诗句。
二姐夫周有光说：“张充和的古文造诣比其她姐妹都高。”充和赴美后，先是任职于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其后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二十余年，课外兼授昆曲，成为颇有名望的学者。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文、史、哲不分家，诗、书、画为一体，她从小浸润在这个氛围中，早已与之浑然一体，她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学问，使她坚定而踏实，朴素而淡泊。充和担任海外昆曲社顾问，忙着演出和讲座，但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是孤军一人，最初几次演出时，自己先吹笛子录音，表演时播放，化妆更麻烦，没人为她梳大头，就自己做，自己剪贴片，用橡皮游泳帽……（10）半个多世纪以来，她的昆曲足迹到过二十多个大学校园，包括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加州大学、多伦多大学等等，甚至到台湾和法国演出，常常是傅汉思教授讲解，充和亲自登台示范。
2004年，晚年的充和回国举办了她的个人书法展览。“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书法和昆曲，俨然是她一生的知己，贯穿了她平静淡泊，气度不凡的人生。
身为汉学家的傅汉思曾经这样写道：“我的妻子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那最美好精致的部分。”
如今元和、允和、兆和都已相继去世，成为了“水”汇成的河流里，隽永而悠长的张家故事，我们回首那渐渐远去，正在消失的故园，看到原来，曾经姹紫嫣红开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