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周有光结婚前后

　　张允和，1909年生，当代著名昆曲研究家。1933年，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周有光先生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曾被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早年专攻金融经济，曾在大学任教；近50岁时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成为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他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

　　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是“乐益”的同学，她小我两岁，进乐益时刚14岁。两家的兄弟姊妹间常相往来。我们认识后有4年时间彼此并没有来往，我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时，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他回到杭州后，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拿到这封信我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让她帮我拿主意。她看过之后很老练地说：“嘿，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从此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见面时，我和他都没有了以前的自然，一阵淡淡的羞涩罩上了脸颊……偷听的和尚1931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

　　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

　　尽头日子爱情像一棵甜果树，8年花开叶绿该结甜果了。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当然是要举行一个新式的婚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朋友参加，我们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二百张喜帖印出来了，大姑奶奶是张家女眷中最年长的，当然要先送给她。姑奶奶看看帖子上的日子，吩咐让拿过皇历来查，果然出了麻烦：“不行啊，小二毛，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从，选了一个远离尽头日子的礼拜六，先不印帖子，把选好的日子禀告大姑奶奶，姑奶奶点着头说“这个日子很好”。我们第二次印了二百张喜帖发了出去，心中暗暗好笑，我们选中的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1933年4用30日，只不过姑奶奶躲的是阴历尽头，我们选的是阳历尽头。

　　家里的干干（保姆）还不放心，又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算命。

　　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

　　1933年4月30日我们结婚了，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佳期在荒野中行路的人见到马蹄印的激动心情只有很少的人能亲身体验到。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婚礼的桌椅布置成幸福的马蹄形，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二百多位来宾使这马蹄不再属于荒漠，青春、热情像一匹跃起腾飞的骏马，我和有光并肩面对这幸福的马蹄，心中默念着“我愿意”。

　　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我回了一封十张纸头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我们虽不是“私订终生后花园”，但我总是浪漫地畅想着“落难公子中状元”，相信我的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我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这次又是我最快，张家10个姊妹兄弟，我第一个披上了婚纱。

　　长崎丸父亲疏于理财，对钱、物从不清点，我们结婚时家境已大不如前。

　　从小受父亲的思想品格影响，本来也不准备在婚姻大事上依赖家庭，量力而行，我只是定做了一件婚装，也没有婚纱，配了一条水钻的项链。正巧这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父亲在汇丰银行中还存有两万元钱，父亲却早已搞丢了存单忘到五里云外了。

　　有了这笔“意外”的收入，父亲给我两千元作“嫁妆”。

　　我们没有用这笔钱置办任何家产。10月份，我们用父亲给的这笔钱，实现了有光的也是我的留学梦，登上了日本的“长崎丸”。

　　出发时，上海吴淞口挂了三个球：有大风浪。一路险情不断，我却顾不上紧张，只管翻江倒海，剧烈地呕吐。谁知会遇上更大的危险，船遇大风，一时间船失去了平衡，煤都倒了出来，几乎失火。本来船应停泊在东京湾，结果在救护船的帮助下，我们在神户下了船。

　　在陆地上，我仍是不停地一塌糊涂地吐，全然不知道是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小宝宝陪我受了这一场惊吓。

　　第二年的4月30日，我们的儿子周小平顺利地降临人世。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得意解放后，我在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一的中国历史课，用的教科书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自知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教高中历史是不够资格的，于是拼命地买书、看书，给自己补课。沈从文晓得二姐底子不灵，也支持二姐学习，送了我不少书，现在我的书架还摆着他当年送的《东洋历史的地图》、《东洋文化史大系》等书。

　　教了一年半书，我开始不满足，脑子欢喜乱转的毛病又犯了，当时上海每区有一个中等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会，光华附中属北虹口区。

　　在一次会议上，我就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如年代不全，许多内容与政治、文学相同，缺乏趣味性等提出了意见。参加会的老师都鼓励我说，提得很好，你写出来吧。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寄给上海《人民教育》杂志。他们没有登，又把稿子转寄给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春节，我带儿子到北京玩，就住在沙滩中老胡同兆和、从文的家里。一天，从文拿着1951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问我：“二洁（姐），弟格（这个）张允和是不是妮（你）呀？”我拿过来一看，是一篇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历史教科书的质询的文章，占了几乎一整版，标题是《敬答各方面对教科书的批评》。再仔细读过全文，不得了，提到别人的意见不过一两次，却五提张允和，如：

　　张允和先生在批评我们的“高中中国历史”时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优良的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高中同学，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上文化进展的情况。”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没有充分以中国历史上伟大事变、伟大人物、伟大创造来具体生动地刻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以激发学生爱国热忱，这是首先应该指出来的观点上的错误。

　　……我大为得意，反反复复地看，把催我吃饭的三妹和沈二哥晾在了一边。

　　就因为这篇文章，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长的叶圣陶先生将我推荐给出版社，并很快把我调到了北京。

　　我只身来到北京，参加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我为自己四十出头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高兴得不得了，想尽己所能大干一番。

　　下岗我高兴得太早了，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时间，“三反五反”开始了，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老虎”。说我是地主，曾分到过两年租，还说我是反革命，要我写交代。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吓坏了，交上去两万字的“交代”没有通过。紧接着，我的家就被彻底翻了一遍（那时不叫抄家），别的我都不在乎，因为本来我也没什么东西，但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给我的信都拿走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夫妻间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当材料“研究”，简直是一种耻辱，刚刚“得意”过的我被击倒了，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完结了。

　　我好动笔，到北京来工作后，常给周有光写信，我们互相信任，夫妇间什么话都讲的。我有一次写信给他，说我收到一个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的信，信中说他已爱了我19年，你猜这个人是谁？周有光在回信中幽默地一本正经地猜：“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就因为这些英文字母，被审查我的人说成是特务的代号，我又有了一顶帽子“特务”。他们要我把所有的字母都改写成名字，写出详细地址，供他们查找。

　　我含羞蒙辱，无地自容，不吃不喝，也睡不了觉。夫妻间的一点“隐私”都要拿出来示众，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我的精神整个垮掉了。原本我的体重就只有80多斤，两个礼拜又轻了两公斤，只剩了整整80斤。我的牙开始不停地出血，到医院一查，是齿槽骨萎缩，医生说如不抓紧医治有很大危险。我以此为理由要求请假回上海治疗，得到批准。行前，我忐忑不安地找到那位主管此事的副社长，口气很谦和但态度很坚决地说：“如果我确实有问题，请处理我。如果没有，请把我爱人的信退还给我。”结果他们把信全部退还了，我接过来时，觉得比火还烫手，烫得我心痛。

　　我离开了沙滩，离开了北京，临走时不敢回头。

　　回到上海两个月，我的牙齿拔得只剩了3个，第三个月出版社来函催我回去，我的牙还没装好怎么能回呢？按当时的规定可以请6个月的假，可到了第5个月，我接到出版社的信，告诉我不要再回来了，工资发到10月（6个月的），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

　　我这个80斤重的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

　　焉知非福“不要再出去做事了，家里的许多事都没有人管，老太太（婆婆）的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有光向来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这番话意思我明白，是想把我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顺理成章的一句轻松的话，过去的一切不快都淡淡然烟消云散了。

　　我这才安心做了46年标准的家庭妇女，没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

　　真正成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有光建议我回苏州散散心，在自己的娘家，在弟弟的精心安排下，我玩得很开心。

　　再回到上海，我已经完全摆脱了恶劣的情绪，又恢复了原来的我。

　　每星期六请唱花旦的张传芳教我昆曲，我们把“断桥”、“琴挑”、“思凡”、“春香闹学”、“游园”、“佳期”的身段谱一点点搞出来，昆曲于我，由爱好渐渐转变成了事业。

　　“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