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什么都想得开，就是妻子的去世想不开

　　周有光110岁了。这个老人一辈子像活了别人的几辈子：50岁以前他一手教育一手经济，身为一个帮助共产党汇款的银行家，曾经上过“建丰同志”的黑名单；

　　50岁以后被周恩来钦点参与文字改革，转型成语言文字学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研究、制定者之一；

　　而85岁离开办公室后，他蜗居9平方米的小书房，却成了一个心怀天下的“启蒙思想家”。

　　在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看来，周有光作为语言学家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功绩，“但我认为周先生第三阶段的闪光点不亚于第二阶段，甚至还要了不起。”

　　90多岁时，他说自己“活一天多一天”，百岁之后，他又常常自嘲“上帝太忙了把我忘在这个世界上”。话虽如此，这些多得的时间，他也并未虚度：“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

　　他的《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分别在100、104、105岁问世，《周有光文集》在他108岁出版，而今年，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和《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晚年文粹》即将面世。武汉大学教授、102岁的刘绪贻说：“他的长寿才值得庆贺！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做对国家、人民，甚至人类有益的事情，我们希望他至少活到150岁！”

　　在1月10日，亲友为他举办生日会上，在录制的视频里他仍继续强调：“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辛苦的2014年

　　周有光端坐在小沙发上，拜访者一拨接着一拨，9平米的书房挤挤挨挨，站不下的客人等在外间走廊聊天。

　　这是2015年1月9日，再过4天，是他虚岁110岁的生日。他说自己不做生日，“没有意义”，但对登门祝寿的客人，他拱手作揖不停：“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来看我。”客气得教人生愧。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还在协和医院住院，2013年12月11日家中也是大量访客，第二天他便感冒入院，一度病情加重，还曾被下过病危通知。所幸医生朋友蒋彦永多方延请名医诊治，加上周有光积极配合治疗，两个月后他终于出院。

　　在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看来，舅舅2014这一年“真的过得比较辛苦”：住院时曾被下过几次病危通知，因为打针，手脚都又青又肿；出院之后，因为胰腺原因，大半年的时间只能进食流质，喝营养液、无油的菜汁和米汤。

　　但去年秋天开始，周有光身体与食欲都逐渐恢复，“我们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烤鸭。从10月到现在，吃过三次烤鸭，还吃过几次大闸蟹，还有我们做的葱油海参，他也特别爱吃。所以他现在脸色也红润起来了，身体也胖起来了，特别神奇的是他的头上长了好多黑头发出来，所有人都觉得这是返老还童，没有人不惊叹110岁老人生命力的顽强。”毛晓园说。

　　在接受专访时，周有光说自己除了耳朵不好，“我的健康状况是非常好的”。自己仍每天读书看报，只是目前苦于手疾，等恢复之后，“我还能写。”

　　什么都想得开，就是妻子的去世想不开

　　周有光的书房朝北，靠窗摆一张书桌。他日常起居的小沙发靠着东墙、挨着书桌，对面是顶天立地的书柜。

　　这样他每天坐在那里，对着的不仅是书，还有夫人张允和的照片。

　　周有光和沈从文是连襟，叶圣陶言下不胜艳羡的“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或许正是他们的写照。

　　在《逝年如水》中，周有光回忆了他与张允和的相识相恋。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与张允和在苏州乐益女中同学并成为好友。当时周家已中落，而张家富庶，张允和的父亲张冀牗即乐益女中的创办人。“可是这位张小姐，她家里条件那么好，她一点都没有觉得你们家穷，你们家条件不好就不来，她交朋友完全不按贫富来考虑。”而开明的张家在两人结婚时，不仅没有问周家要彩礼，反而给了新婚夫妇2000银元的彩礼，供二人出国留学所用。

　　周有光与张允和本育有一子一女，但在抗战避居后方期间，6岁的女儿小禾因盲肠炎于重庆去世，而不久，儿子小平在成都玩耍时被流弹袭中，所幸活了下来。他那时本以为已是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驻美国工作。解放后，全家从英国取道香港辗转回国。张允和最初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结果在“三反五反”中被打为“大老虎”。毫无革命经验的她重病一场，从此就没有再出外工作，“否则以她脆弱的性格，她是受不了以后的运动的。”

　　“文革”期间，周有光被下放宁夏，儿子儿媳则被下放湖北，张允和在京照顾小孙女，一家五口过着三地分居的生活。1984年，周有光分配到目前的住房，尽管四间屋子不过五十平方米，但他一直很知足，“心宽室自大”。

　　书房里目前的沙发位置，曾经是一张茶几两把椅子，周有光与张允和每日对坐，咖啡红茶举杯齐眉，小辈们笑他俩两老无猜。2002年张允和去世后，周有光固执地不再使用卧室，将几椅换成沙发，每日在书房蜷腿而卧。保姆介绍，因为天冷，爷爷有时也睡在南向电视间的沙发床，而沙发床对面的五斗橱上，放大的张允和照片摆成一排。

　　110岁的周有光仍是个整洁干净的老头，白衬衫，灰毛衣，外面套一件毛背心，兜里备一块白手绢，不时拿出来擦一下眼睛。50岁以前他从事金融业，驻美期间他曾面见爱因斯坦，因为当时未作记录，他已不记得两人聊了什么，独记得大学者衣着很随意，远不及身为银行家的自己穿得讲究。

　　但1969年冬天他下放宁夏五七干校，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直到林彪死后才回京。裤子穿破了，自己用橡皮胶布贴上，回京后家人看了哈哈大笑。有次开会被聂绀弩看到，赠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这像是他性格的写照，能享乐，能吃苦，而不论在哪种状态中，他都没有停止思考。“文革”期间被关牛棚，学习《毛主席语录》，他觉得“倒的确使我开了眼界了，让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讲话”。

　　下放五七干校时不准带书，他带了一本《新华字典》，空闲时作字形分析，回到北京后编成了《汉语声旁读音便查》。生计固然艰苦，他却也能发现益处：高强度劳动令他百治不愈的失眠症痊愈了，再也不需要吃安眠药。

　　65岁的周有光也需要下地干活，他认为其中最难的是挑秧：挑着秧苗在又滑又窄的田埂上走，但他也总结了一套经验：“走得太快不行，否则没有踩稳，人要跌倒的，那就满身都是泥浆了，而且还会被骂。走得太慢了也不行，太慢你的脚就粘住了。所以要速度要掌握好，要一脚踩稳赶快往前迈，这样维持身体的平衡，不会跌倒。我呀，居然没有一次跌在田里。这件事情呵，我到现在还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

　　冬天他负责搬运、储存白菜。白菜在宁夏“水土不服”，很容易冻坏。于是但凡晴天，周有光就得把白菜搬出来翻检，遵照指示挑出坏的送进厨房。“从开头到吃完，全吃的是坏的白菜，这便使我明白了一个原理，这个叫做‘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吃坏的。不坏不吃，坏光吃光。这个原理可以运用到许多社会科学上去。”

　　以他的豁达智慧，唯独一度想不开的，便是妻子张允和的去世，“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半年之后，周有光渐渐走了出来，“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而他的选择，是将妻子的遗作整理、编辑、出版，作为自己的纪念。

　　趋利避害的生存哲学

　　在周有光弟子、北大中文系教授苏培成看来，如果要总结周有光的生存哲学，恐怕就是趋利避害四字。

　　1949年周有光回国，苏培成分析，“他有很多的海外关系，为什么很少进行联系？他观察国内环境，觉得已经不适合做过多的联系。文化大革命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要查他有没有里通外合，一查他跟海外没有联系，帽子就扣不上，我觉得这是很高明的处世哲学。”

　　而1950年代周有光放弃了人民银行的工作，专职担任大学经济教授，而后更是转向语言学。在苏培成看来，这固然有政治任务的安排，同时也是周有光已经感觉到“他学的经济学在新中国已经没有前途了，搞计划经济他学的那套没有用了”。

　　在周有光研究汉语拼音方案时，除了他所提倡的拉丁字母化，还有一派提倡民族形式方案。“毛主席曾说过要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用笔画简单汉字，做了4年试验不成功。他问周先生，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周先生不说话。这是很高的处理办法，他不能说我不赞同，只能沉默。而之前他已经写了《字母的故事》，拿到中央向大家介绍拉丁字母的地位。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好之后，他期望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他参与会议，用精深的专业知识发言，1982年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承认了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使汉语拼音走向世界，这也是周老的贡献。”苏培成说。

　　在《逝年如水》中，周有光回忆自己1920年代在大学任教，月薪达160块，而当时上海到苏州的火车票不过2毛钱。他甚至跟校长强调，不要再给他加工资了。在苏培成看来，周有光有些观念也并非90岁才开始想起，而是久以有之，“但他过去不说。为什么不说？环境不允许。人生有顺境有逆境，逆境怎么办？人们要改造环境，但有很多情况你改造不了，那怎么办？逆来顺受。但是周老有一个达观的态度，就是认为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可以留待将来。这个态度是他长寿处事给我们留下宝贵的东西。”

　　周有光夫妇和“连襟”沈从文夫妇（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所以85岁后告别其他社会身份，周有光开始全职做他的“杂文家”，关心中国前途，思考文明走向。106岁时，他还提出“三分法”总结“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认为“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