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13 16:03:11
周有光110岁了。这个老人一辈子像活了别人的几辈子：50岁以前他一手教育一手经济，身为一个帮助共产党汇款的银行家，曾经上过建丰同志（蒋经国）的黑名单；50岁以后被周恩来钦点参与文字改革，转型成语言文字学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研究、制定者之一；而85岁离开办公室后，他蜗居9平方米的小书房，却成了一个心怀天下的“启蒙思想家”。
在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看来，周有光作为语言学家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功绩，“但我认为周先生第三阶段的闪光点不亚于第二阶段，甚至还要了不起。”
90多岁时，他说自己“活一天多一天”，百岁之后，他又常常自嘲“上帝太忙了把我忘在这个世界上”。话虽如此，这些多得的时间，他也并未虚度：“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他的《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分别在100、104、105岁问世，《周有光文集》在108岁出版，而今年，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和《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晚年文粹》即将面世。武汉大学教授、102岁的刘绪贻说：“他的长寿才值得庆贺！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做对国家、人民，甚至人类有益的事情，我们希望他至少活到150岁！”
在1月10日，亲友为他举办的生日会上，在录制的视频里他仍继续强调：“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我还能写”
周有光端坐在小沙发上，拜访者一拨接着一拨，9平方米的书房挤挤挨挨，站不下的客人等在外间走廊聊天。
这是2014年1月9日，再过4天，是他虚岁110岁的生日。他说自己不做生日，“没有意义”，但对登门祝寿的客人，他拱手作揖不停：“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来看我。”客气得教人生愧。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还在协和住院，2013年12月11日家中也是大量访客，第二天他便感冒入院，一度病情加重，还曾下过病危通知。所幸医生朋友蒋彦永多方延请名医诊治，加上周有光积极配合治疗，两个月后他终于出院。
在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看来，舅舅2014这一年“真的过得比较辛苦”：“住院时曾被下过几次病危通知，因为打针，手脚都又青又肿；出院之后，因为胰腺原因，大半年的时间只能进食流质，喝营养液、无油的菜汁和米汤。”
但去年秋天开始，周有光身体与食欲都逐渐恢复，“我们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烤鸭。从10月到现在，吃过三次烤鸭，还吃过几次大闸蟹，还有我们做的葱油海参，他也特别爱吃。所以他现在脸色也红润起来了，也胖起来了，特别神奇的是他的头上长了好多黑头发出来，所有人都觉得这是返老还童，没有人不惊叹110岁老人生命力的顽强。”毛晓园说。
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周有光说自己除了耳朵不好，“健康状况是非常好的”。他仍每天读书看报，只是目前苦于手疾，等恢复之后，“我还能写。”
与张允和“两老无猜”
周有光的书房朝北，靠窗摆一张书桌。他日常起居的小沙发靠着东墙、挨着书桌，对面是顶天立地的书柜。
这样他每天坐在那里，对着的不仅是书，还有夫人张允和的照片。
周有光和沈从文是连襟，叶圣陶言下不胜艳羡的“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或许正是他们的写照。
在《逝年如水》中，周有光回忆了他与张允和的相识相恋。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与张允和在苏州乐益女中同学并成为好友。当时周家已中落，而张家富庶，张允和的父亲张冀牗即乐益女中的创办人。“可是这位张小姐，她家里条件那么好，她一点都没有觉得你们家穷，你们家条件不好就不来，她交朋友完全不按贫富来考虑。”而开明的张家在两人结婚时，不仅没有问周家要彩礼，反而给了新婚夫妇2000银元的彩礼，供二人出国留学所用。
周有光与张允和本育有一子一女，但在抗战避居后方期间，6岁的女儿小禾因盲肠炎于重庆去世，而不久，儿子小平在成都玩耍时被流弹袭中，所幸活了下来。他那时本以为已是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驻美国工作。解放后，全家从英国取道香港辗转回国。张允和最初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结果在“三反五反”中被打为“大老虎”。毫无革命经验的她重病一场，从此就没有再出外工作，“否则以她脆弱的性格，她是受不了以后的运动的”。
“文革”期间，周有光被下放宁夏，儿子儿媳则被下放湖北，张允和在京照顾小孙女，一家五口过着三地分居的生活。1984年，周有光分配到目前的住房，尽管四间屋子不过五十平方米，但他一直很知足，“心宽室自大”。
书房里目前的沙发位置，曾经是一张茶几两把椅子，周有光与张允和每日对坐，咖啡红茶举杯齐眉，小辈们笑他俩“两老无猜”。2002年张允和去世后，周有光固执地不再使用卧室，将几椅换成沙发，每日在书房蜷腿而卧。保姆介绍，因为天冷，爷爷有时也睡在南向电视间的沙发床，而沙发床对面的五斗橱上，放大的张允和照片摆成一排。
能享乐，能吃苦
110岁的周有光仍是个整洁干净的老头，白衬衫，灰毛衣，外面套一件毛背心，兜里备一块白手绢，不时拿出来擦一下眼睛。50岁以前他从事金融业，驻美期间他曾面见爱因斯坦，因为当时未作记录，他已不记得两人聊了什么，独记得大学者衣着很随意，远不及身为银行家的自己穿得讲究。
但1969年冬天他下放宁夏五七干校，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直到林彪死后才回京。裤子穿破了，自己用橡皮胶布贴上，回京后家人看了哈哈大笑。有次开会被聂绀弩看到，赠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这像是他性格的写照，能享乐，能吃苦，而不论在哪种状态中，他都没有停止思考。“文革”期间被关牛棚，学习《毛主席语录》，他觉得“倒的确使我开了眼界了，让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讲话”。
下放五七干校时不准带书，他带了一本《新华字典》，空闲时作字形分析，回到北京后编成了《汉语声旁读音便查》。生计固然艰苦，他却也能发现益处：高强度劳动令他百治不愈的失眠症痊愈了，再也不需要吃安眠药。
65岁的周有光也需要下地干活，他认为其中最难的是挑秧：挑着秧苗在又滑又窄的田埂上走，但他也总结了一套经验：“走得太快不行，否则没有踩稳，人要跌倒的，那就满身都是泥浆了，而且还会被骂。走得太慢了也不行，太慢你的脚就粘住了。所以速度要掌握好，要一脚踩稳赶快往前迈，这样维持身体的平衡，不会跌倒。我呀，居然没有一次跌在田里。这件事情呵，我到现在还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
冬天他负责搬运、储存白菜。白菜在宁夏“水土不服”，很容易冻坏。于是但凡晴天，周有光就得把白菜搬出来翻检，遵照指示挑出坏的送进厨房。“从开头到吃完，全吃的是坏的白菜，这便使我明白了一个原理，这个叫做"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吃坏的。不坏不吃，坏光吃光。这个原理可以运用到许多社会科学上去。”
以他的豁达智慧，唯独一度想不开的，便是相伴妻子张允和的去世，“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半年之后，周有光渐渐走了出来，“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而他的选择，是将妻子的遗作整理、编辑、出版，作为纪念。
趋利避害的生存哲学
在周有光弟子、北大中文系教授苏培成看来，如果要总结周有光的生存哲学，恐怕就是“趋利避害”四字。
1949年周有光回国，苏培成分析，“他有很多的海外关系，为什么很少进行联系？他观察国内环境，觉得已经不适合做过多的联系。"文化大革命"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要查他有没有里通外国，一查他跟海外没有联系，帽子就扣不上，我觉得这是很高明的处世哲学。”
而1950年代周有光放弃了人民银行的工作，专职担任大学经济教授，而后更是转向语言学。在苏培成看来，这固然有政治任务的安排，同时也是周有光已经感觉到“他学的经济学在新中国已经没有前途了，搞计划经济他学的那套没有用了”。
在周有光研究汉语拼音方案时，除了他所提倡的拉丁字母化，还有一派提倡民族形式方案。“毛主席曾说过要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做了4年试验不成功。他问周先生，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周先生不说话。这是很高明的处理办法，他不能说我不赞同，只能沉默。之前他写了《字母的故事》，拿到中央向大家介绍拉丁字母的地位。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好之后，他期望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他参与会议，用精深的专业知识发言，1982年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投票承认了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使汉语拼音走向世界，这也是周老的贡献。”苏培成说。
85岁后周有光告别其他社会身份，开始全职做他的“杂文家”，关心中国前途，思考文明走向。106岁时，他还提出“三分法”总结“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认为“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专访
周有光：依然每天看报纸，最关心世界大事
东方早报(博客,微博)：您现在身体怎么样？
周有光：我现在老化的现象就是听觉差一点，所以装了两个助听器，不装助听器听起来不方便。这就是唯一的现象，旁的都没有什么。就这样的年龄来说我的健康状况是非常好的。
东方早报：最近读了什么书吗？
周有光：什么都看，国内的国外的都看，没有一定。最近看的两本书是英文的不是中文的，讲中国在世界上的问题。
东方早报：还看报纸吗？
周有光：看报纸，每天看报纸。我看美国报纸的，他们从深圳寄来给我，深圳寄来可以收到。
东方早报：您最近还写文章吗？
周有光：最近不写了，因为我的手不大好，手发抖，等这个毛病好了才可以写。我还能写，不过要等手好，现在这个手不灵了。
东方早报：等好了打算第一篇写什么？
周有光：还没有计划。
东方早报：这一年最高兴的是什么？
周有光：最关心什么？最关心世界大事。
东方早报：（大声）最高兴的是什么？
周有光：最担心的事情，希望中国向民主前进，成为世界上幸福的国家。
不过我们经济上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全国的孩子都能进小学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不容易，让十几亿的人口接受教育。现在小孩子至少能够小学毕业，这是一个大事情，这一点很好。
东方早报：现在高考英语分数降低了，有人说英语的重要性降低了，您怎么看？
周有光：（笑）不是不重要，刚刚相反，英语在世界上更重要了！现在到处是英语，英语发展快得不得了，在世界上变成世界语了。在今天，英语不好是不行的。
英语在全世界的发展惊人，现在为什么没有世界语运动了，就是因为英语相当普及，已经成为世界语了。
今天英语真正走遍全世界了。重要的著作不看英语不行；要走出中国一步、做任何事情，英语不好不行；要作为学者、在世界上活动的人，英语是第一语言。
实际上英语不只是英国的语言，而是世界语言，假如英文不好，搞学问是不行的，做其他的实际活动也是不行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