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刘芳芳是北京一家知名教育培训机构的学科主任,7月她辞职离开北京,到武汉一家公立学校当老师。25岁的教培机构讲师笨笨在今年年初,也离开了自己工作五年的公司。
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在过去一年内承受政策、疫情的双重打击。飓风暴雨之下,越来越多像刘芳芳、笨笨这样的从业者,选择离开这艘飘摇不定的航船。
金元盛宴
25岁的教培行业讲师笨笨,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这个行业。在她看来,2019年和2020年,这两年是教培行业最鼎盛的一段时期。
那两年,教培行业狂飙突进,风头一时无两。公开资料显示,在2020年8月,好未来集团市值为3395.55亿元人民币,中公教育、跟谁学、新东方等企业的市值均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
多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在2020年完成了高达十多亿美元的融资,而这是以往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IPO时都不曾有过的规模。根据彼时《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报道,2020年,整个教培行业共发生238起投、融资事件,整体融资金额超过680亿元,2019年这个数字为418亿元,这意味着仅2019年和2020年,在线教育行业融资规模就超过了千亿。
笨笨回忆,那段时间,教培行业的广告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如字节跳动这种互联网巨头也加入这个赛道。头部的教培企业,大肆买地、盖楼、拓展业务,“钱不是钱,像流水一样,俨然一场癫狂的金元盛宴。”
那时候的笨笨也如同上紧的发条,全国各地连轴转出差。“一旦排了课,说走就走,拎着一个大行李箱就出发去机场、火车站。”笨笨说,“到一个地方上一次课少则一两天,多则十来天,经常是课还没上完,下一个课的时间、地点都安排好了。”
最忙的时候,笨笨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日子都是在外出差,而那也是她收入最高的日子。她记得:“平时对待员工抠抠索索的公司,在疫情暴发之前还主动给自己涨了薪”。
从授课到销售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九年义务教育正式开始普及。过往数十年间,中考、高考等统一招生考试,在中国社会承担着一定的阶层流动作用,也因此备受学生家长关注。不论贫穷人家还是富有人家,不论底层还是中产,普遍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在“一考定终身”的思潮之下,教育培训行业也应需而生。
行业草创阶段,教育培训机构的基本逻辑是从学校挖人,一些已经退休、即将退休的优秀教师,被教育培训机构招揽进来,成为机构的“招牌”,以此吸纳学生。
再到后来,营销逐渐取代授课,成为教培机构招揽生源的核心因素。行业内普遍流行的观点是,“拥有一个优秀的销售团队,是教培机构成功的关键。”
笨笨、刘芳芳告诉糖栗EDU,随着时间推移,教培机构的营销手段也越来越丰富。笨笨回忆自己读本科时,大学校园里教培机构的学习室、分校多如过江之鲫,每到考研季、毕业季,印着培训广告的纸张在校园内随处可见。而针对K12教育的培训,也有试听、升级、转课等各种优惠。
资本加码之下,入局的培训机构越来越多,上培训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纵使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孩子们的寒暑假、课余时间。
2019年末新冠疫情出现,网课变多,教培行业的盛宴仍在持续。但盛极而衰,却在转瞬之间。
随着疫情持续不断,经济形势下行,教培行业也受到波及,线下培训受到重创。而堪称核武级别打击的则是“双减政策”。
2021年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出台。彼时,教培行业从业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文件的意义。他们以为这不过是和以往一样,“喊喊口号”。但是最终颁布的政策,实施力度之大,让人惊觉狂风暴雨骤然而至。
教育培训行业就像是海边的沙雕,浪潮来袭之时,就被冲刷得七零八落。
朋友圈中,一天有3人离职
“双减”政策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在周末、节假日、寒暑假提供语数外等学科类培训,且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在监管要求之下,小初阶段教育业务要向非营利转变,教培行业原有的业务格局及商业思维都要跟着改变。教育培训机构纷纷转向成人培训、智能营建,素质教育等等。
在疫情和政策的双重冲击之下,行业就此迎来大地震。精锐教育、华尔街英语、巨人教育等纷纷宣告倒闭,新东方则宣布关停K12业务,字节跳动旗下的大力教育,也迎来裁员浪潮。
笨笨、刘芳芳都告诉糖栗EDU,她们曾经供职的教育培训公司,K12业务几乎都被全部裁撤掉。尽管公司仍在做成人职业教育、资格证考试的培训,但受政策及疫情影响,公司营业额大幅下滑,裁员一轮接着一轮,员工几乎都被迫大幅降薪。
“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寒冬的严酷和凛冽。”笨笨说。
笨笨在这家教培机构工作了五年,正好也进入了职业倦怠期。她在今年年初辞职,“之前连轴转攒下的存休有一百多天,赶在正式离职前都休完了。”
而对于刘芳芳来说,尽管自己已在管理岗位,但此时离开教培行业,并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北漂多年,刘芳芳仍然难以在北京落户。两岁的儿子即将读幼儿园,“稳定”就成了首要目标。而行业目前又是一片凄惨之声,从教培机构辞职、考进体制内的同事越来越多,让她也萌生离开北京的想法。
7月,在考上武汉一所公立中学的教师编制后,刘芳芳火速提了辞职,一纸证明让她结束了和这家头部教培企业的7年“姻缘”。
现在,刘芳芳和儿子先搬去武汉,丈夫暂时留在北京,以后也还是要到武汉工作的。他们一家人已经决定在这个中部城市定居。
离开的人越来越多。笨笨说,她的前同事们,或者考公,或者考教师编制,或者去私立学校工作,或者到互联网公司谋生。“昨天我朋友圈有3位朋友发布了离职的动态。”笨笨说,“可见整个行业仍处于风雨飘摇中,而且这种状态未来还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