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17 14:08:40
实际上，这样的推论很不靠谱，我们可以用商业银行存款增加来作类比。商业银行的存款就是商业银行的债务，它的凭证等价于中央银行的纸币。商业银行存款增加既说明它的债务规模在扩大，更说明它的经营良好，信誉卓著。信誉卓著支撑了它的债务规模，债务规模更提高了它的信誉。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不要说它的存款不还，哪怕是滞后偿还，商业银行的存款，甚至与它的本身一起，立马像冰山一样溶解，不管它的信誉曾经有多么的卓著。所以商业银行的存款越多，越说明它的存单随时可以兑现，而绝不是不还。
确实，存款规模的扩大也表明尚未偿还的债务在增加，但决不表明债务可以不还，如果不是每笔债务都还，人家怎么可能还存款于它，它的债务规模有何至于能有增长，所以总量的尚未偿还恰恰表明每笔都在还。这样的关系也可具象地表现在地铁中，每个乘客都要下车，相当于每笔存款都要偿还，车厢的拥挤表现存款总量的增加。车厢再拥挤，乘客还是要下车，相当于存款再多，每笔存款还得要还。只要有人下不了车，就不会有人上车，车厢肯定空荡荡。也就是只要有存款不还，总存款就“香消玉殒”。可见，债务规模增加不仅不能证明债务不还，甚至恰恰证明债务在还，所以用纸币发行越来越多，证明纸币发行不还，这个逻辑显然不能成立。
当然，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有着本质的不同，商业银行的债务凭证要兑现，存款人要提取现金，商业银行不能印现金。央行的债务凭证无需兑现，公众不能凭现金向央行要求贵金属。所以商业银行必须审慎地控制债务规模，以免陷入支付困境。央行可以印钱，所以不会陷入支付困难，以致很多人认为，央行的债务规模可以无限膨胀，甚至发钞可以不还。凯恩斯有类似的债务哲学，他认为政府借本国人的钱不用还，因为借债到期还不出，可以发新债还旧债，还款期就此延长，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借债可以不还。但是，这样的债务哲学并不适合于央行，因为财政发新债还旧债的债务总量基本不变，而央行只能用取自税收的旧币，而不是新发纸币偿还债务，否则纸币债务总量一定增加。更重要的是只发不还，不仅调控成本很高，而且一旦通胀被召唤出来，则后患无穷，所以弗里德曼强调要控制货币发行。
因为有通胀的虎视眈眈，所以纸币不能多发，这不仅是意愿，更是规律。所以纸币出来混也是要还的，但主动还与被动还有着天壤之别。主动还，在发之时就确定用政府税收还，发的规模不超过偿还能力，于是物价稳定，信誉良好，还能享有世界货币的好处。被动还，在发行时没准备还，多发后只能用其它方式收回，则物价飞涨，信誉低迷，不被国际社会待见。可见，纸币发行的偿还是不容违背的基本规律，但凡违反者都要遭受惨烈的惩罚。
央行既面对调控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巨大压力，也有着腾挪闪避，长袖善舞的极大空间，如果抱残守缺，只是一味强调要还，而不知变通选择最佳偿还时期，则一定会使经济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反之，只顾拖到最后关头才偿还，则难免是纸币的信誉的下降。可行的选择是，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多发少还；在经济偏热时则少发多还，从而实现纸币发行偿还在时期中的总量均衡。这就是米帝在次贷危机中扩表，次贷危机后逐渐缩表的含义所在。如果把他们某个阶段的多发少还当作只发不还，骂上米帝几句无赖没底线倒也能逞一时口舌之快，但若据此认为，自己纸币只发不还也天经地义，则忽悠公众认知事小，误导领导决策才罪莫大焉。
